华尔街内幕交易的大鳄

在出现巨额损失后，是缜密调查，还是袖手旁观，有着天壤之别

当美国政府对史蒂文·科恩的围剿开始收网之际，华尔街真正的大恶人却仍然逍遥法外。

普里特·巴拉拉(Preet Bharara)于2009年8月13日开始担任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时，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期过去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巴拉拉所属的纽约南区检察官办公室以起诉华尔街犯罪而著称。在任三年半的时间里，巴拉拉已成功将时代广场汽车炸弹爆炸案嫌疑人费萨尔·沙赫扎德(Faisal Shahzad)定罪，并起诉了军火走私商维克托·布特(Victor Bout)和多位纽约腐败政客。但真正为他赢得声誉，使他登上《时代》周刊2月刊封面的，则是他在根除纽约市及周边地区某些对冲基金中极为猖獗的内幕交易上表现出来的义无反顾及全心投入。

感恩节前两天，已经成功将七十几宗内幕交易涉案人定罪的巴拉拉，在其功劳簿上又添一笔。在他的指挥下，联邦调查局在佛罗里达州博卡拉顿市一栋占地750平方米的豪宅中拘捕了SAC资本顾问公司的前对冲基金经理、年仅38岁的马修·马拓玛(Mathew Martoma)。巴拉拉在一份声明中指出，马拓玛被控“反复欺诈——具体而言，就是先做多、后做空的内幕交易，规模之大，史无前例”。声明中并未提及马拓玛的前老板、SAC资本的创始人史蒂文·科恩(Steven A.Cohen)。这一点非常引人注目，华尔街业内人士纷纷揣测，科恩才是巴拉拉的最终目标。

科恩或会面临与亿万富翁、对冲基金经理拉吉·拉贾拉特南(Raj Rajaratnam)同样的命运。拉贾拉特南2011年5月被控共谋和证券欺诈，并被判入狱11年。11月28日，SAC资本总裁汤姆·康希尼(Tom Conheeney)告诉投资者，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考虑对该公司提起民事诉讼。不过，事实可能会证明，要给科恩定罪并非易事。不遗余力地追查像科恩这样的内幕交易嫌疑人是不是对政府资源的浪费？这个问题值得一问——尤其考虑到，那些对金融危机负有直接责任的人现在仍然逍遥法外。

当然，科恩也并非一条小鱼。他生长在纽约长岛的格雷特内克地区，在八个孩子中排行老三；他父亲在布朗克斯有一家制衣厂，母亲是一名钢琴老师。1978年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后，科恩进入了一家规模不大的华尔街经纪公司Gruntal&Co.工作。作为一个异常成功但又有些不安分的交易员，他为自己，也为公司赚到了巨额财富。1992年，他以2500万美元的资金成立了一家对冲基金——其中半数是他自掏腰包。这只基金第一年上涨了17%，第二年暴涨51%。这都不算什么，真正让他成为华尔街传奇的是，他收藏了价值10亿美元的艺术品、在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市拥有一处占地3300平方米的豪宅。SAC资本目前管理着约140亿美元的资产。多年来，科恩一直在巴拉拉的视线范围之内，巴拉拉已对另外七名前SAC资本交易员提起了内幕交易指控，但这些指控均未能与科恩扯上关系。马拓玛一案可能也无法将他拉下水。

巴拉拉对马拓玛的主要指控是，在2006年到2008年间，马拓玛通过西德尼·吉尔曼(Sidney Gilman)医生获取重大非公开信息。吉尔曼医生现年80岁，他曾担任Elan公司和惠氏制药的有偿顾问，这两家公司正在联合开发治疗阿尔茨海默综合征的新药。起初，吉尔曼向马拓玛透露了药物试验进展顺利的好消息。依据这些消息，马拓玛和SAC累计买入了约7亿美元的Elan和惠氏的股票。2008年3月，SAC资本的其他高管对如此大规模投资这两家公司提出质疑，科恩以书面形式为此项投资辩护，称马拓玛“预计到药物试验将传来好消息”，他是“最了解”试验进展的人。

2008年7月17日，就在吉尔曼准备在医疗保健行业大会上公开他的试验发现前几天，他告诉马拓玛药物试验出现问题。马拓玛随即向科恩发邮件：“今天上午能见你吗？很重要。”一小时后，科恩用手机回复了他。根据参与此案调查的联邦调查局探员的宣誓证词，两人进行了20分钟的面谈。之后的四天内，在科恩的授意下，SAC资本将这两家公司的大部分股票抛售，但保留了部分仓位。与此同时，SAC资本还建立了大量的空头仓位，押注这两支股票将下跌。

7月30日，Elan和惠氏制药在行业大会上公开宣布药品研究进展情况后，其股价分别下跌42%和12%。据巴拉拉介绍，SAC资本不仅从做空上述两支股票中赚了8300万美元，并且还避免了1.94亿美元的损失（若其于几周前未将股票出售的话）——这之间所赚取和避免损失的金额达2.77亿美元。2008年，SAC向马拓玛支付了930万美元的奖金。2010年，由于连续两年业绩不佳，及如SAC的内部邮件所称的“好像只干了惠氏项目这一个漂亮的活”，马拓玛被公司解雇。为了争取吉尔曼博士的合作，美国司法部和他达成了不起诉协议。据《华尔街日报》的消息，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巴拉拉一年来一直在尝试让马拓玛反过来与他们合作，指证科恩。与拉贾拉特南案不同的是，没有记录显示科恩与其投资组合经理或外部密报者有任何违法交谈。《纽约时报》认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对科恩的指控“完全没有事实根据”。

此外，科恩也是一位玩牌高手——他非常精通不暴露自己底牌之道。但是，在2010年7月，科恩非常罕见地接受《名利场》杂志的特约记者布莱恩·伯勒(Bryan Burrough)的采访。科恩在采访中否认他从事过任何类似拉贾拉特南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我在公司内部进行了调查，并没有发现任何类似问题。在某些方面，我感觉到自己是堂吉诃德，正与风车作战，”他对伯勒说，“这是人们的主观臆造，而我正在对这些莫须有的东西进行反击。他们在这些文章中把SAC扯进去，我感到非常气愤。我是真的很生气。媒体根本就不了解情况，他们根本不清楚自己在写些什么。”

巴拉拉要想打赢内幕交易指控的官司，法律不仅要求有证据证明有重大非公开信息的透露行为，而且要求证明这些信息的透露违反了对其他人（如股东或董事会）“应尽的义务”。在对麦肯锡的前合伙人、高盛公司的董事拉贾特·古普塔(Rajat Gupta)指控案中，巴拉拉之所以胜诉，是因为陪审团发现，古普塔向拉贾拉特南透露了有关高盛的内幕信息，并且违反了他对高盛股东应承担的不得透露该类信息的义务。在对科恩的指控中，这一情况很难认定。科恩违反了对谁应承担的义务？显然，不是他的基金投资者，因为这些投资者从相关的交易中大赚了一笔。不过，近几年曾经采访过科恩的那位记者伯勒在给我的一份电子邮件中写道：“他们会让他就范的。如果没有将其绳之以法的决心，他们也不会如此大费周折了。”

如果科恩和他的公司真的是一个犯罪团伙，大肆从事内幕交易，那么，巴拉拉花费自己时间以及他所在机构的资源追查是绝对正确的。因为，只有市场参与者相信市场并非被操纵的游戏，资本市场才能正常运行。

不过，对美国联邦检察官而言，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华尔街各银行交易员、银行家，或高管人员没有一位被绳之以法？1980年代发生存款与贷款丑闻以后，约有3500名银行家被指控触犯刑法而被关入大牢。而这一次，华尔街没人因此蹲监狱。在2011年6月的一次演讲中，巴拉拉指出：“我们也希望那些应受到惩罚的人付出代价……不过，我们提起的每项指控都是因为罪犯罪有应得，且量刑适当，而不是因我们受到了公众压力。”

当然，检察官检控失当比让违法的银行家逍遥法外还要糟糕。在出现数以万亿美元计的资产损失而至今竟无人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是缜密调查、谨慎起诉，还是袖手旁观、毫不作为，这两种做法，是有着天壤之别的。这并不是在说政府应该停止调查科恩之流是否确有违法行为，但更重要的是，政府不应忽视大鱼背后的大鳄。

撰文/William D.Cohan 翻译/徐安琪